首先真诚地感谢你的支持
比较中日陆军的差距一看人的差距二看装备的差距。中国军队不要说士兵，就连军官很多都是文盲，有点文化的都不愿意去当兵。日本基础教育已经普及，年轻人以当兵为荣，兵源的素质自然不在一个层次。日军早就完成现代化改造，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918之前中国一共只有三个师勉强完成整编，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共有20个师完成整编，实际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中央军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师，大部分的德式装备也没有到位。因此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团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陆军（整编完成的中央军）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若是以中国地方军阀军队的兵力与火力作为比较，对日军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占到绝对的优势
你说中日陆军差距有多大？
抗战之初日军的首要目标是寻机歼灭国军有生力量，使国民政府丧失抵抗能力不得不与日本媾和，对于十八集团军的“内线作战”并未重视。百团破袭战后日军稍微腾出手来，TG就感觉喘不过气了。
要比较当今红朝跟当年的国民政府哪个更腐败，当然得比较腐败的深度和广度。你举的“克扣军饷”的例子只是一个“点”，比较腐败的深度和广度是“面”。你举的“克扣军饷”的例子逻辑就是“连穷当兵的军饷都要贪，可见那个政府贪到什么程度”。这也是朝廷最喜欢最常使用的逻辑。以这样的逻辑:当今红朝连医生和尚都贪得无厌,何况ZF。现在的部队里，腐败的门路比起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以前没那么多项目没那么多钱让军官们贪，单纯比较金额人数对红朝实在不公平。
其实克扣军饷是最费力不讨好风险也最大的，时间长了容易引发士兵哗变。比较常见的是吃空饷。当年基建项目远没有现在多，一些军官们用倒卖烟土、军用物资等方法挣外快。
说到“克扣军饷”，当年十八集团军把国府拨给的经费、军饷的1/3多划拨给延安使用，这算不算挪用抗战经费、克扣军饷？当然，这都是以“革命”的名义。
我打个比方，一个国家好比一幢房子，政府和国家机器好比是房子的梁，以知识分子、企业家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好比是支撑房梁的支柱，而普通民众则是房子的基础。国民政府时期腐败基本集中在政府部门，新朝对前朝的腐败可以说不遗余力地揭露甚至夸大，但是即便以那些夸张的材料对比，民国时期的政府部门的腐败的深度和广度跟当今红朝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而且民国时期以医生、教师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大部分还保留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信念、良知和尊严。现今上行下效，在公务员们“共同富裕”的带动下，医生、教师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先恐后地投入到“以权谋私”的洪流中去。兲朝这栋房子不仅房梁早已经彻底腐朽了，支柱也已经被蛀空大半了。
如果用结果比，那就不用比了，国民党亡国了，红朝还稳固着。你当然可以说国民党样样都不如红朝，也不用提半斤八两。
所谓“势力范围”是指享有某些特权的地区，比如驻兵权等。德国法西斯灭亡后，斯大林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东方时，外蒙、东北和新疆就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决不允许其他西方势力插手。当年美国用军舰帮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到东北使得斯大林怀疑美国企图向东北渗透，因而从秘密援助TG到半公开支持。毛后来“历数”斯大林对他的打压时“忿忿不平”地说《中苏同盟条约》是牺牲东北和新疆作为殖民地换来的。
“主官”一词是相对“副官”而言的。对于一个团来说团长就是主官，对于一个师来说师长就是主官。对于整个战区或者战役而言，林彪、李宗仁是主官，但对第二十军团来说，汤恩伯就是主官。(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两条新闻《兰州军区组织师旅团军事主官集训》《北京军区炮兵旅缩短新任营连主官适应期》)战场军情瞬息万变，一旦有突发情况发生，作为军事主官必须迅速作出判断，或执行原定计划，或改变原先部署，这都是对军事主官应变能力的考验。“圣战”中梁兴初就因为误判“黑人团”贻误战机挨骂，后来的180师就因为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没有及时调整部署遭致惨败。
我对郑洞国将军也是十分敬佩的，我这里有一本《黄埔忠魂--郑洞国传》。国军中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是公认的，汤恩伯官运亨通既有战功卓著的缘故也有善于揣摩蒋氏意图的因素，那些完全凭战功晋升的将领对半是军人半是政客的汤恩伯、刘峙之流是相当鄙视的，认为他们应该为军事失利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因此郑洞国将军在回忆录中对汤恩伯做出如此的解读甚至讽刺也不足为奇了。
我看到过另外一篇记述的台儿庄战役中的汤恩伯的文章，不知道是不是范长江本人所写。范长江曾经在汤恩伯的军队当随军记者，如果真有你所说的这种事，以TG对汤的极度厌恶和丑化，早该国人皆知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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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台儿庄“拊敌侧背”建奇功
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发生了我国抗战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台儿庄战役，该战役以日寇之惨败和我军在正面战场取得重大胜利而告终结。在这次战役中，汤恩伯因“指挥主力部队，迂回枣、峄等地，侧击敌军，获取胜利之基础”而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一起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
1938年3月14日，汤恩伯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率第二十军团增援正在山东滕县与日寇交战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使其撤离战场，并阻止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下冲过运河，夺取徐州。
当晚，汤部85军4师、89师就乘火车从驻地出发，开往山东临城前线。16日，军长王仲廉亲率89师267旅在官桥、南沙河间与一路日军激战，4师与另一路日军恶战于虎山、落凤山地区。19日，52军2师的两个旅在利国驿车站分别与日军激战。日军利用坦克10多辆做掩护，发动猛烈攻势，企图强渡运河。师长郑洞国命令4旅官兵冒敌炮火，跑步沿运河布防，与敌隔河激战，击破敌渡河企图。
22日夜，52军开抵向城，85军向抱犊岗地区集结。至23日，20军团按预定时间进入抱犊岗山区。抱犊岗山区位于峄县北部30公里，枣庄以东15公里，东靠苍山，西临滕县，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汤军团迂回抱犊岗山区，对枣庄、峄县日军构成严重威胁。
3月25日，汤恩伯兵分两路，打响了枣庄、郭里集争夺战：一路王仲廉的85军包围、攻击枣庄日军，另一路关麟征的52军猛攻郭里集的日军主力獭谷支队。
汤恩伯领兵打仗10余年，总结出自己打胜仗的“十五字诀”：“看得准、抓得紧、藏得稳、来得快、打得猛。”指挥枣庄、郭里集战斗，汤恩伯靠的就是这“十五字诀”。
先是“看得准”：汤恩伯获得确切情报，枣庄附近驻有日军第十师团獭谷支队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而獭谷的支队主力赤柴第十联队（亦称沂州支队）从临城出发也到达了郭里集，汤恩伯于是下令85军陈大庆的4师在89师掩护下，于3月25日自马山、卓山、黄山三面包围枣庄，向盘踞枣庄的日军发起攻击，又命52军于24日早晨，由向城出发，向枣庄以东的郭里集前进，与85军从东、北两面向枣庄日军开战。二是“抓得紧”：汤恩伯命令所属部队的军、师、旅、团长官必须跟随部队行动，“牢牢地掌握部队”，并确定85军主力为军团预备队。三是“藏得稳”：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在抱犊岗地区，往往利用夜色掩护转移营地或隐蔽行军，使敌军不知我军主力之所在，亦不知将于何时发起攻击，使得日军头目战战兢兢，寝食难安。四是“来得快”：汤恩伯在85军发起攻击枣庄的同时，又让52军向郭里集的日军猛烈开火，让敌军顾此失彼。正如李宗仁将军所述：“汤恩伯专喜欢打飘忽无常的机动战，看到形势绝对有利时，便迅速来个突击，否则便竭力避战。”五是“打得猛”：汤恩伯命令85军、52军猛打猛冲，决不给敌以喘息之机，务必置敌于死地。
3月23日，日军第十师团不顾孤军深入的危险，冒险进犯台儿庄。3月27日，汤恩伯决定第二十军团全力拊敌之侧背，以求决战之全胜。此时，台儿庄正面战场敌我双万酣战己久，进入了白热化的“胶着”状态。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军予敌以重创的同时，也遭到重大伤亡。同日，汤军团收到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要求汤、孙两军会攻台儿庄敌军。当晚，汤恩伯便令关麟征的52军协同孙仲连的第二集团军夹击进犯台儿庄之日军，又命王仲廉的85军拊枣庄之敌背。第二日晚，李长官又发来汤军团“迅速南下”的紧急命令。30日傍晚，日军一部攻占了台儿庄北门……情况万分危急！因此，李宗仁严令汤恩伯“全师迅速南下”不得再“逡巡不进”！谁知同日下午3时，军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先是13军独立骑兵团李团长报告：由临沂方面向台儿庄开进的日军20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进犯向城，
使汤军团侧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再是85军军长王仲廉报告，该军89师在邵家庄被2000余顽敌所阻，双方相持不下。汤恩伯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这些日军系坂垣第五师团的主力坂本大队，久攻临沂不下，受命撤兵南下，增援獭谷支队，结果，在向城附近与汤军团不期而遇。坂本支队3000多日军的突然出现，汤军团右侧背构成严重威胁；同时，台儿庄、枣庄支线上的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又从左侧背对汤军团构成威胁。汤恩伯权衡利弊，当机立断，下令该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律由内线转向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包围为反包围……4月1日零点，52军在85军的掩护下，乘夜色与敌脱离，急急向右回旋20余公里，于拂晓前到达指定地点，85军的89师乘夜色迂回到日军的侧背……2日，汤军团实现了对日军濑谷支队、坂本大队的反包围，并发起了致命性的攻击。全军上下一鼓作气，奋勇杀敌，一举将包围圈内的四五千日军，于两昼夜中歼其大半！
4月4日黎明，汤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赶到了台儿庄正面战场，进犯台儿庄的日军立即处于我军内外夹击的境地……
附汤军团徐州会战伤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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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第20军团
辖第13军（第张轸110师、独立骑兵团）、关麟征第52军（郑洞国第2师、张耀明第25师）、王仲廉第85军（陈大庆第4师、张雪中第89师）三个军。
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及临时配属部队伤亡
在3月16、17、18日最初三天的作战中，仅第85军2个师即“阵亡营长三员，伤二员，伤团长一员，伤亡连排长廿余员，士兵二千余人。”【41】同期在沙沟阻击日军的关麟征部第2师第6旅伤亡不详，但李宗仁在19日致蒋介石密电中曾说：“我（第6旅）第十一团伤亡甚大”。【42】
在3月31日台儿庄东北方战斗中，第85军与第52军夹击坂本支队，予敌重创，“五十二军与八十五军各伤亡1300余人”；4月3日，第20军团突破坂本支队所据之小王庄、刘庄等阵地，并与敌发生肉搏战，“第85军第4师两日来伤亡约千人”。【43】
汤恩伯4月6日晨致电李宗仁：“（台儿庄）当面之敌经我关（麟征）、王（仲廉）、周（碞）各军彻夜猛攻，肉搏十余次，毙敌三千余人，俘获正在清查。我军伤亡亦大。”【44】汤的电报内容虽未指出所部具体伤亡数字，但从当时中日两军战斗力及“我军伤亡亦大”一语来推测，汤部伤亡即便比敌方少，也应该不会差距很大。
汤部部分将领的回忆文章中有所部整个徐州会战期间的伤亡数据，而未提阶段战斗伤亡。第110师在徐州会战后到达河南唐河整编时，只剩下一个旅的兵力，“在这次会战（指整个徐州会战）中伤亡了五千余人。”【45】自3月中旬开赴鲁南以来，经过一个多月连续不断的作战，第52军两个师都有很大伤亡，特别是郑洞国第2师，“有作战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来人数的一半。”【46】其中，第2师在台儿庄战役期间的峄县北大窑附近战斗最为激烈，敌我双方一度展开白刃战，第2师多处阵地曾数度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是役敌我都有很大伤亡。师长郑洞国甚至在3月30日上午攻打峄县城东一带时，被敌炮弹击中，只因弹片为其衣袋内银元所挡，郑才幸免伤亡。
以上相加，汤恩伯第20军团及临时辖属各部总伤亡在万人左右，应该不会夸大。
【41】《汤恩伯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1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575。
【42】《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19日，同上，P577。
【43】《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P287、P288-289。
【44】《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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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碧玉箫 于 2011-2-24 12: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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